李嘉诚楼与命名建筑群：校园楼宇背后的捐赠者地图

香港理工大学(PolyU)综合信息数据库 · 05 校园模块

一句话结论： 香港理工大学李嘉诚楼源自李嘉诚基金会 2000 年 1 亿港元捐款（时称创校最大个人捐款）；本文循捐赠者网络与配对补助金机制，解这顶头衔的口径与命名经济学。

一张支票、一场剪彩、一块从此挂在门厅的铭牌——香港理工大学（PolyU，下称理大）红磡校园里逾十座冠名楼宇的背后，是同一套被反复执行的动作。校内以捐赠者命名的建筑「有哪些、长什么样、谁出的钱」，姊妹篇〈标志性建筑与地标〉与〈捐赠人冠名建筑档案〉已按落成年份逐座点过名；本文不重复那份清单，改问三个更钻的问题：李嘉诚楼「创校最大个人捐款」这顶头衔的口径到底怎么算、后来被谁追平；一笔私人捐款如何经政府配对被「翻倍」成一栋楼；以及把这些名字连起来，是一张怎样的香港战后工商捐赠网络。落点仍在建筑命名史，只是从「楼」转向「钱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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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诚楼凭什么坐上「创校最大个人捐款」的头把交椅？

香港理工大学李嘉诚楼（Li Ka Shing Tower，M 座）的起点是一个确切的日期与一个确切的数字。据李嘉诚基金会记录，2000 年 6 月 1 日^※，基金会向理大捐出港币 1 亿元；校方将此定性为「自创校以来所获得最大数额的个人捐款」(the largest personal contribution ever received by PolyU since its inception)。理大校董会随即议决，把当时兴建中的全校最高楼命名为李嘉诚楼，落成于 2001 年^※、楼高 18 层、面积约 22,500 平方米（楼体建筑规格详见〈标志性建筑与地标〉，本文不展开）。

这顶「最大个人捐款」头衔里，藏着两个必须点破的限定词。其一是「个人」：它把李嘉诚基金会这类以个人名义设立的家族基金，与香港赛马会这类机构捐助者分在两个不同的赛道——同一时期理大收到的机构捐款金额更大者不止一笔，但不与「个人捐款」同框比较。其二是「创校以来」的时点：这一纪录以 2000 年（捐款年） 为基准锚定，它成立与否，取决于此后有没有更大额的个人捐款进账。两个限定词都收窄了比较范围，也正因如此，这句表述在它自己的口径内站得住脚——它说的不是「理大史上最大一笔钱」，而是「到 2000 年为止、以个人名义、最大的一笔」。

李嘉诚本人在捐款场合的表态，把这笔钱的逻辑交代得很直白。据基金会记录，他称「我热爱香港，衷心希望能为香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并点出理大「培养能将知识付诸实践的专业人才」的定位。这句话不是客套：理大前身是香港官立高级工业学院与香港理工学院，「应用为本、工程与设计见长」是它区别于综合型大学的招牌，冠名捐款流向这样一所「实用」大学，本身就是工商界捐赠偏好的一次自我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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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最大」这顶头衔，后来被谁追平过？

一顶以「创校以来最大个人捐款」为名的头衔，天然是一个等待被挑战的纪录。二十年后，挑战者出现了，而且金额一模一样。

据香港理工大学 2021 年 10 月 18 日的官方公告^※，工程师、安乐工程集团（ATAL）创办人潘乐陶（Ir Dr Otto Poon Lok-to）透过潘乐陶慈善基金向理大捐助，冠名成立两所研究院——潘乐陶慈善基金智慧城市研究院(SCRI) 与潘乐陶慈善基金智慧能源研究院(RISE)。据 南华早报报道^※，这笔捐款为港币 1 亿元，是理大「过去十年最大一笔个人捐款」(the largest personal donation to PolyU in the past decade)。

把两笔捐款并排看，理大「个人捐款纪录」的措辞演变便清晰起来：李嘉诚基金会 2000 年的 1 亿元被称为「创校以来最大」，潘乐陶 2021 年同样是 1 亿元，官方口径改称「过去十年最大」。措辞的差别不是文字游戏——它恰恰承认了前一顶头衔的存在：若潘乐陶这 1 亿元也是「创校以来最大」，就意味着追平而非超越，于是改用「过去十年」这个时间窗，两句话彼此不冲突。对读者而言，可以据此得到一个更准确的结论：在理大，港币 1 亿元是「个人冠名捐款」这条线上反复出现的高水位线，而非某一人独占的天花板。

两笔 1 亿元之间还有一处耐人寻味的对照。李嘉诚那 1 亿元买下的是一栋 18 层、全校最高的实体大楼；潘乐陶那 1 亿元冠名的却是两所「没有独立楼身」的研究院。同样的钱，一个变成砖石，一个变成建制——这正是下文要展开的、理大命名史在 2020 年代最关键的一次转向。

表注：两笔均为「个人／家族基金」口径捐款；理大同期机构捐款（如香港赛马会）金额更大者，属不同比较维度，见下文与〈捐赠人冠名建筑档案〉。「过去十年」为 2021 年公告时点的表述。

而一旦跳出「个人」这条赛道，数字立刻改写。理大校内金额最高的单笔捐款并非来自任何一位富豪个人，而是来自机构——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为兴建赛马会创新楼捐出约港币 2.49 亿元，是李嘉诚楼那 1 亿元的两倍有余（该楼建筑深读见〈赛马会创新楼：扎哈·哈迪德在香港的唯一校园作品〉）。这正是「个人最大」头衔要严守「个人」二字的原因：若把机构捐款一并纳入排名，李嘉诚楼连前三都排不进。理大的冠名版图因此天然是双榜并行——一张「个人／家族基金」榜由李嘉诚、潘乐陶等 1 亿元级捐款领跑，一张「机构」榜由香港赛马会以近 2.5 亿元居首，两榜互不通约。读命名地图时先分清一栋楼上的名字属于哪一榜，才不会把两种量级的钱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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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笔捐款如何被政府「翻倍」成一栋楼？

冠名楼宇的账面数字，往往不是捐赠人独力掏出的全部。理大 2000 年代那一批命名建筑集中出现的年份，恰好压在香港政府一项专为高校筹款设计的公共政策窗口上——配对补助金计划(Matching Grant Scheme)。读懂这项政策，才读得懂「命名经济学」的真正算式。

据香港教育局资料，配对补助金计划自 2003 年起先后推出六轮^※，目的是鼓励专上院校开拓政府拨款以外的资金来源。据 维基百科整理^※，六轮合计为参与院校带来约港币 222 亿元额外资源，其中约 148 亿元为私人捐款、约 74 亿元为政府配对款。换言之，机制的核心是：私人先捐，政府按比例再补一笔，两笔合流进入大学账户。

配对的比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逐轮收紧。第一轮（2003 年 7 月至 2004 年 6 月）采一对一（1:1）等额配对，每所大学配对上限为港币 2.5 亿元；自第二轮起改为两级制：捐款在「门槛额」以下部分仍按 1:1 配对，超出门槛额的部分则改为每 2 元捐款配 1 元政府款，门槛额其后由 2,000 万元逐步上调。这套设计的用意很明确——用最优厚的 1:1 比例奖励中小额捐款、扩大捐款者基数，同时对超大额捐款收窄配对，避免公帑过度集中补贴少数巨富。计划并未随第六轮终结，据 政府新闻公报^※，第七轮的配对结果已于 2019 年公布，政策以不同形式延续至今。

把这套算式套回理大的具体楼宇，命名经济学就现形了。最清楚的样本是李兆基楼（Y 座）：据 南华早报报道^※，恒基兆业创办人李兆基向理大捐出港币 4,500 万元，配合政府配对，为这栋 14 层教研楼带来合计约 9,000 万元资源。也就是说，铭牌上「李兆基」三个字对应的现金流，一半来自地产富豪、一半来自纳税人——冠名权是捐赠人的，账面翻倍的红利却是公共政策给的。这也解释了为何理大李嘉诚楼、李兆基楼这批大额冠名建筑，会不约而同地密集落在 2001 至 2010 年代前段：那正是配对补助金计划最活跃、私人捐款「花一块得两块」诱因最强的年头。

表注：门槛额、配对上限逐轮调整，上表取各来源公布的代表性数值；个别楼宇的配对细节以校方与教育局记录为准。冠名权只对应捐赠人自付部分，政府配对款不改变命名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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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对政策没停，只是换了个方向：从「盖楼」到「做研究」

六轮配对补助金计划在 2010 年代中期告一段落，但政府「私人先捐、公帑再配」的思路并未退场，只是把靶心从「泛用途捐款」移向了「研究」。理解这一步，才接得上前文「命名从大楼转向研究院」的时间线——政策与命名对象是同步转向的。

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料，接棒的研究配对补助金计划(Research Matching Grant Scheme，RMGS) 于 2019 年推出首轮、2024 年完成^※，专门用于「激励非公营界别加强对研发的资金支持」；新一轮据同一资料由 2025 年 5 月运作至 2029 年 4 月（暂定）、政府配对承担总额达港币 15 亿元，涵盖八所教资会资助大学与十三所自资学位院校。与早年不限用途的旧计划相比，RMGS 把配对牢牢绑定「研究相关用途」，并要求院校声明同一笔捐款不得与旧计划「双重配对」。

政策靶心的这一移动，恰好为冠名对象的转向提供了外部推力。当政府配对的红利只对「研究用途」的捐款生效，捐赠人若想让自己那笔钱被公帑放大，就更有动机把钱指向研究院、讲席、专项研究基金，而非一栋泛用途的教学楼——潘乐陶慈善基金 2020 年代冠名两所研究院、正爱慈善基金 2023 年设立「健康及服务影响基金」，都踩在这条政策节拍上。命名史看似是大学与富豪之间的私事，底层却始终有一只公共政策的手在调节：它先用等额配对催生了 2000 年代那批冠名大楼，又用研究配对把 2020 年代的冠名推向研究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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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名字连起来，是一张怎样的战后工商网络？

理大冠名楼宇的名录，逐座看是建筑，连起来看是一部香港战后工商史的人物索引。这些名字并非随机散落，而是集中落在几个支撑了战后香港经济的行业板块上——把它们按「本业」归类，命名地图立刻显出结构。

地产板块是最显眼的一支。李嘉诚（长江实业系）、李兆基（恒基兆业）两位地产巨头分别对应李嘉诚楼与李兆基楼，两栋都是大额个人冠名的教研主楼。地产资本在 1980 至 2000 年代累积的巨额财富，透过家族基金回流教育，冠名楼宇是其最具可见度的出口。航运板块的代表是「世界船王」包玉刚——环球航运集团的财富在他身后化作理大图书馆的冠名，据校方记录，图书馆于 1995 年^※正式命名为包玉刚图书馆。娱乐传媒板块则由邵逸夫代表，邵氏兄弟与无线电视(TVB)背后的邵逸夫基金资助遍及港澳与内地逾千所院校，理大的邵逸夫楼与邵逸夫体育馆是其中一环。

网络里更值得停留的，是那些不靠地产航运起家的名字。工业板块的蒋震（震雄集团创办人，1923–2022）以蒋震工业慈善基金长年资助工业人才培训，理大以其名冠名剧院；工程板块的潘乐陶（安乐工程 ATAL）则是 2021 年那两所研究院的冠名人。这两位的共同点是，他们的财富与理大的「应用、工业、工程」基因高度同源——把工业慈善的钱投给一所工业起家的大学，是一种价值观上的对味，而非单纯的名利交换。机构捐助者方面，香港赛马会是校内最重要的非个人力量，先后冠名赛马会综艺馆与赛马会创新楼（后者的建筑深读见〈赛马会创新楼：扎哈·哈迪德在香港的唯一校园作品〉），以机构名义把大额资源持续注入校园。

表注：各捐赠人本业以其主要创办／经营企业为据；逐座楼宇的落成年份、金额与命名典礼细节见〈捐赠人冠名建筑档案〉，本文只做「行业网络」层面的归纳。

还有一支容易被忽略的力量：长期陪伴型的家族捐赠。据香港理工大学 2023 年 12 月的命名公告^※，正爱慈善基金楼（Seal of Love Foundation Building，BC 座）由正爱慈善基金及陈氏家族捐助命名，捐款为港币 4,500 万元；据校方叙述，陈氏家族自 1980 年代起已支持理大，家族长辈陈作富曾大力扶持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SHTM)，其后由下一代接掌基金延续。这类跨越两代人、从酒店旅游教育一路陪到心理健康研究的家族捐赠，说明冠名网络不只是一次性的「买名字」，也包含数十年黏性的机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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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理大近年的名字，越来越多给了「研究院」而不是「大楼」？

翻一遍理大命名的时间轴，会看到一条清晰的分水岭：2001 至 2014 年，大额捐款换来的是一栋栋实体大楼；进入 2020 年代，同样量级的钱，换来的越来越多是「研究院」这样的建制单位。这个转向背后，是一道现实的物理约束与一层功能上的升级。

物理约束在于校园土地见了底。理大红磡校园自 1976 年第一期红砖建筑群起逐期扩建，到 2013 年建于旧何文田货场用地上的 Z 座，主校园已几乎用尽可供大规模新建的地块。当没有新楼可盖，冠名捐赠自然从「命名一栋楼」转向「命名一个机构」。潘乐陶慈善基金 2021 年那笔 1 亿元冠名的 SCRI 与 RISE 两所研究院^※，金额不亚于当年的李嘉诚楼，命名的却是研究建制而非砖石——这不是巧合，而是空间稀缺下的必然选择。

功能升级则在于捐款目的从「硬件」转向「使命」。据理大 2021 年公告，潘乐陶慈善基金智慧城市研究院被定位为「智慧城市研究的全球卓越中心」，目标是把散布各学系的专家聚拢，服务香港与粤港澳大湾区。据 2023 年正爱慈善基金楼公告^※，那 4,500 万元设立的是「健康及服务影响基金」，首个项目是一项五年期的学生心理健康计划(ReST Hub)。理大校长滕锦光在该场合表示，校方「很荣幸获得基金会这份慷慨捐赠，以支持理大在促进学生及青年精神健康方面的教育与研究发展」——同样一句致谢，落点已从「感谢你盖了一栋楼」变成「感谢你资助一项服务」。冠名的钱越来越多流向研究院、讲席、专项基金，而不再必然对应一块地皮，这是理大命名史在土地耗尽后最实质的结构性转变。

（潘乐陶研究院、赛马会社会创新设计院等研究院层级冠名的完整名录，见〈标志性建筑与地标〉「研究院与专项冠名空间」一节，本文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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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名捐赠是一纸怎样的「契约」？捐款人能拿到什么，又不能要求什么？

命名一栋楼，表面是荣誉，底层是一套有边界的交换。看懂这套交换里「给什么」与「不给什么」，才不会把冠名误读成捐款人买断了大楼。

捐赠人能拿到的，是可见度与持久性：一块挂在门厅、写着自己或家族名字的铭牌，一场有校方致辞与家族代表发言的命名典礼，以及此后数十年间被师生、访客、地图反复念出的名字。这份荣誉的公共性很强——它不是私下的答谢，而是被典礼「仪式化」、被校园通讯与官方地图「制度化」的公开记录。理大命名典礼几乎循同一套流程：捐款协议、物色或兴建对应空间、举行典礼、揭幕铭牌，何耀光楼由捐赠人一家多名子女共同出席揭幕，即是这套仪式的典型。

捐赠人要不到的，则是大学的学术自主。冠名是对「贡献」的致敬，不是对「大楼用途、教研内容、人事任免」的支配权——楼里教什么、聘谁、研究什么，仍由大学的学术与治理架构决定。这条边界在大额捐赠时代尤其要紧：正因政府配对补助金动用了公帑（见前文），冠名捐赠更需维持「荣誉归捐赠人、决策归大学」的清晰分工，否则「以钱换权」的质疑便无从化解。理大这套「座号（功能）＋冠名（荣誉）」的双轨命名——李嘉诚楼同时是 M 座、包玉刚图书馆同时是 L 座——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条边界的日常体现：楼的功能身份由校方以中性座号标定，捐赠人的名字则叠加在荣誉层，两层并存而不互相僭越。

值得一提的是命名与对象之间那种若隐若现的匹配逻辑。整座教研大楼对应大额个人捐款（李嘉诚楼、李兆基楼），体育馆对应体育相关的捐赠背景（邵逸夫体育馆），图书馆这座「知识殿堂」则与航运巨富的身后荣誉相结合（包玉刚图书馆）——建筑功能与捐赠人形象之间，往往有一层或明或暗的呼应，而非单纯「价高者得名」。这层呼应让冠名不只是财务事件，也成了一种关于「谁配得上什么名字」的文化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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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理大放进香港：各大学的冠名捐赠，异同在哪？

理大的冠名逻辑并非孤例，而是香港高校普遍现象的一个样本；把它放进全港视野，理大的特色反而更清楚。

相同处在于工商界主导与配对政策的共同底座。香港各大学的冠名楼宇，捐赠人绝大多数是工商精英与其家族基金，且都受惠于同一套政府配对补助金计划——同一批地产、航运、工业巨头的名字，会同时出现在不同大学的校园里。李兆基就是「跨校冠名」的活标本：理大李兆基楼（Y 座）对应的是港币 4,500 万元级的教研楼，而据 李兆基基金资料^※，他 2007 年向香港科技大学捐出港币 4 亿元、冠名整座「李兆基校园」（2013 年启用，占校园面积约 15%），其后其子李家诚再捐 1.5 亿元助建创科大楼。同一位捐赠人，在理大是一栋楼、在科大是一整座校园——冠名规模的落差，既看捐款额，也看各校当时的空间与筹款处境。这种同一富豪家族「跨校撒网」的格局，正反映香港冠名捐赠高度集中于少数超级富豪家族的结构性事实。

不同处则在于「捐赠人来源」的构成。英美名校的冠名捐赠以校友回馈为主干，而香港——理大尤为典型——的冠名主力是校外工商界与机构，而非本校旧生。这与理大的历史有关：作为一所以应用、工程、设计见长的年轻大学（1994 年方升格），它的校友财富积累尚未追上百年老校，冠名网络因而更依赖工商界与香港赛马会这类外部力量。另一处理大特色是机构捐助者（尤其香港赛马会）的分量——赛马会以博彩收益回馈社会的公益模式，使它成为跨越多所大学的超级机构捐助者，在理大先后冠名综艺馆与创新楼，这是纯校友捐赠体系里不会出现的角色。

这套对照的意义在于：理大校园那张「捐赠者地图」，读出来的不只是几位富豪的慷慨，更是香港一整套「工商反哺教育、政府配对放大、机构长期注资」的高教筹款生态。走进李嘉诚楼上一堂课，脚下这栋楼的每一分造价，都能追溯到这张网络里的某个节点——这正是理大校园作为「香港战后工商慈善实物档案」最耐读的地方。各笔捐款在理大整体财务与筹款策略中的位置，另见〈08-finances · 捐赠人名录〉，本文不重复展开财务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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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

问：李嘉诚楼的「创校最大个人捐款」现在还成立吗？ 答：以其口径（个人／家族基金、以 2000 年为时点）它仍成立。2021 年潘乐陶慈善基金同样捐 1 亿元，但官方措辞改称「过去十年最大个人捐款」，用不同的时间窗回避了与前者的直接比较——两句话可以并存。可以理解为：1 亿元是理大个人冠名捐款的高水位线，而非某一人独占。

问：铭牌上写的捐款额，就是捐赠人实际掏的钱吗？ 答：不一定。2000 年代不少理大冠名楼宇受惠于政府配对补助金计划，账面资源常含政府配对款。以李兆基楼为例，据南华早报报道，捐赠人自付约 4,500 万元，配合政府配对后合计约 9,000 万元——冠名归捐赠人，但账面被公共政策放大了一倍。

问：为什么近年理大冠名的多是研究院，不是大楼？ 答：主要因为主校园土地已近用尽（2013 年 Z 座后几无大规模新建地块），加上捐款目的从「盖硬件」转向「资助使命」。潘乐陶 2021 年那 1 亿元冠名的是 SCRI、RISE 两所研究院而非大楼，是这一转向的标志性案例。

问：捐款冠名，捐赠人就能决定大楼怎么用、聘谁吗？ 答：不能。冠名是对贡献的荣誉致敬，不附带对教研内容、人事、用途的支配权，这些仍由大学治理架构决定。理大「座号（功能）＋冠名（荣誉）」的双轨命名，正是这条「荣誉归捐赠人、决策归大学」边界的日常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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