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樓與命名建築羣：校園樓宇背後的捐贈者地圖

香港理工大學(PolyU)綜合信息數據庫 · 05 校園模塊

一句話結論： 香港理工大學李嘉誠樓源自李嘉誠基金會 2000 年 1 億港元捐款（時稱創校最大個人捐款）；本文循捐贈者網絡與配對補助金機制，解這頂頭銜的口徑與命名經濟學。

一張支票、一場剪綵、一塊從此掛在門廳的銘牌——香港理工大學（PolyU，下稱理大）紅磡校園裏逾十座冠名樓宇的背後，是同一套被反覆執行的動作。校內以捐贈者命名的建築「有哪些、長什麼樣、誰出的錢」，姊妹篇〈標誌性建築與地標〉與〈捐贈人冠名建築檔案〉已按落成年份逐座點過名；本文不重複那份清單，改問三個更鑽的問題：李嘉誠樓「創校最大個人捐款」這頂頭銜的口徑到底怎麼算、後來被誰追平；一筆私人捐款如何經政府配對被「翻倍」成一棟樓；以及把這些名字連起來，是一張怎樣的香港戰後工商捐贈網絡。落點仍在建築命名史，只是從「樓」轉向「錢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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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誠樓憑什麼坐上「創校最大個人捐款」的頭把交椅？

香港理工大學李嘉誠樓（Li Ka Shing Tower，M 座）的起點是一個確切的日期與一個確切的數字。據李嘉誠基金會記錄，2000 年 6 月 1 日^※，基金會向理大捐出港幣 1 億元；校方將此定性為「自創校以來所獲得最大數額的個人捐款」(the largest personal contribution ever received by PolyU since its inception)。理大校董會隨即議決，把當時興建中的全校最高樓命名為李嘉誠樓，落成於 2001 年^※、樓高 18 層、面積約 22,500 平方米（樓體建築規格詳見〈標誌性建築與地標〉，本文不展開）。

這頂「最大個人捐款」頭銜裏，藏着兩個必須點破的限定詞。其一是「個人」：它把李嘉誠基金會這類以個人名義設立的家族基金，與香港賽馬會這類機構捐助者分在兩個不同的賽道——同一時期理大收到的機構捐款金額更大者不止一筆，但不與「個人捐款」同框比較。其二是「創校以來」的時點：這一紀錄以 2000 年（捐款年） 為基準錨定，它成立與否，取決於此後有沒有更大額的個人捐款進賬。兩個限定詞都收窄了比較範圍，也正因如此，這句表述在它自己的口徑內站得住腳——它説的不是「理大史上最大一筆錢」，而是「到 2000 年為止、以個人名義、最大的一筆」。

李嘉誠本人在捐款場合的表態，把這筆錢的邏輯交代得很直白。據基金會記錄，他稱「我熱愛香港，衷心希望能為香港教育的進一步發展作出貢獻」，並點出理大「培養能將知識付諸實踐的專業人才」的定位。這句話不是客套：理大前身是香港官立高級工業學院與香港理工學院，「應用為本、工程與設計見長」是它區別於綜合型大學的招牌，冠名捐款流向這樣一所「實用」大學，本身就是工商界捐贈偏好的一次自我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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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最大」這頂頭銜，後來被誰追平過？

一頂以「創校以來最大個人捐款」為名的頭銜，天然是一個等待被挑戰的紀錄。二十年後，挑戰者出現了，而且金額一模一樣。

據香港理工大學 2021 年 10 月 18 日的官方公告^※，工程師、安樂工程集團（ATAL）創辦人潘樂陶（Ir Dr Otto Poon Lok-to）透過潘樂陶慈善基金向理大捐助，冠名成立兩所研究院——潘樂陶慈善基金智慧城市研究院(SCRI) 與潘樂陶慈善基金智慧能源研究院(RISE)。據 南華早報報道^※，這筆捐款為港幣 1 億元，是理大「過去十年最大一筆個人捐款」(the largest personal donation to PolyU in the past decade)。

把兩筆捐款並排看，理大「個人捐款紀錄」的措辭演變便清晰起來：李嘉誠基金會 2000 年的 1 億元被稱為「創校以來最大」，潘樂陶 2021 年同樣是 1 億元，官方口徑改稱「過去十年最大」。措辭的差別不是文字遊戲——它恰恰承認了前一頂頭銜的存在：若潘樂陶這 1 億元也是「創校以來最大」，就意味着追平而非超越，於是改用「過去十年」這個時間窗，兩句話彼此不衝突。對讀者而言，可以據此得到一個更準確的結論：在理大，港幣 1 億元是「個人冠名捐款」這條線上反覆出現的高水位線，而非某一人獨佔的天花板。

兩筆 1 億元之間還有一處耐人尋味的對照。李嘉誠那 1 億元買下的是一棟 18 層、全校最高的實體大樓；潘樂陶那 1 億元冠名的卻是兩所「沒有獨立樓身」的研究院。同樣的錢，一個變成磚石，一個變成建制——這正是下文要展開的、理大命名史在 2020 年代最關鍵的一次轉向。

表注：兩筆均為「個人／家族基金」口徑捐款；理大同期機構捐款（如香港賽馬會）金額更大者，屬不同比較維度，見下文與〈捐贈人冠名建築檔案〉。「過去十年」為 2021 年公告時點的表述。

而一旦跳出「個人」這條賽道，數字立刻改寫。理大校內金額最高的單筆捐款並非來自任何一位富豪個人，而是來自機構——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為興建賽馬會創新樓捐出約港幣 2.49 億元，是李嘉誠樓那 1 億元的兩倍有餘（該樓建築深讀見〈賽馬會創新樓：扎哈·哈迪德在香港的唯一校園作品〉）。這正是「個人最大」頭銜要嚴守「個人」二字的原因：若把機構捐款一併納入排名，李嘉誠樓連前三都排不進。理大的冠名版圖因此天然是雙榜並行——一張「個人／家族基金」榜由李嘉誠、潘樂陶等 1 億元級捐款領跑，一張「機構」榜由香港賽馬會以近 2.5 億元居首，兩榜互不通約。讀命名地圖時先分清一棟樓上的名字屬於哪一榜，才不會把兩種量級的錢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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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筆捐款如何被政府「翻倍」成一棟樓？

冠名樓宇的賬面數字，往往不是捐贈人獨力掏出的全部。理大 2000 年代那一批命名建築集中出現的年份，恰好壓在香港政府一項專為高校籌款設計的公共政策窗口上——配對補助金計劃(Matching Grant Scheme)。讀懂這項政策，才讀得懂「命名經濟學」的真正算式。

據香港教育局資料，配對補助金計劃自 2003 年起先後推出六輪^※，目的是鼓勵專上院校開拓政府撥款以外的資金來源。據 維基百科整理^※，六輪合計為參與院校帶來約港幣 222 億元額外資源，其中約 148 億元為私人捐款、約 74 億元為政府配對款。換言之，機制的核心是：私人先捐，政府按比例再補一筆，兩筆合流進入大學賬户。

配對的比例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逐輪收緊。第一輪（2003 年 7 月至 2004 年 6 月）採一對一（1:1）等額配對，每所大學配對上限為港幣 2.5 億元；自第二輪起改為兩級制：捐款在「門檻額」以下部分仍按 1:1 配對，超出門檻額的部分則改為每 2 元捐款配 1 元政府款，門檻額其後由 2,000 萬元逐步上調。這套設計的用意很明確——用最優厚的 1:1 比例獎勵中小額捐款、擴大捐款者基數，同時對超大額捐款收窄配對，避免公帑過度集中補貼少數鉅富。計劃並未隨第六輪終結，據 政府新聞公報^※，第七輪的配對結果已於 2019 年公佈，政策以不同形式延續至今。

把這套算式套回理大的具體樓宇，命名經濟學就現形了。最清楚的樣本是李兆基樓（Y 座）：據 南華早報報道^※，恆基兆業創辦人李兆基向理大捐出港幣 4,500 萬元，配合政府配對，為這棟 14 層教研樓帶來合計約 9,000 萬元資源。也就是説，銘牌上「李兆基」三個字對應的現金流，一半來自地產富豪、一半來自納税人——冠名權是捐贈人的，賬面翻倍的紅利卻是公共政策給的。這也解釋了為何理大李嘉誠樓、李兆基樓這批大額冠名建築，會不約而同地密集落在 2001 至 2010 年代前段：那正是配對補助金計劃最活躍、私人捐款「花一塊得兩塊」誘因最強的年頭。

表注：門檻額、配對上限逐輪調整，上表取各來源公佈的代表性數值；個別樓宇的配對細節以校方與教育局記錄為準。冠名權只對應捐贈人自付部分，政府配對款不改變命名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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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對政策沒停，只是換了個方向：從「蓋樓」到「做研究」

六輪配對補助金計劃在 2010 年代中期告一段落，但政府「私人先捐、公帑再配」的思路並未退場，只是把靶心從「泛用途捐款」移向了「研究」。理解這一步，才接得上前文「命名從大樓轉向研究院」的時間線——政策與命名對象是同步轉向的。

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料，接棒的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Research Matching Grant Scheme，RMGS) 於 2019 年推出首輪、2024 年完成^※，專門用於「激勵非公營界別加強對研發的資金支持」；新一輪據同一資料由 2025 年 5 月運作至 2029 年 4 月（暫定）、政府配對承擔總額達港幣 15 億元，涵蓋八所教資會資助大學與十三所自資學位院校。與早年不限用途的舊計劃相比，RMGS 把配對牢牢綁定「研究相關用途」，並要求院校聲明同一筆捐款不得與舊計劃「雙重配對」。

政策靶心的這一移動，恰好為冠名對象的轉向提供了外部推力。當政府配對的紅利只對「研究用途」的捐款生效，捐贈人若想讓自己那筆錢被公帑放大，就更有動機把錢指向研究院、講席、專項研究基金，而非一棟泛用途的教學樓——潘樂陶慈善基金 2020 年代冠名兩所研究院、正愛慈善基金 2023 年設立「健康及服務影響基金」，都踩在這條政策節拍上。命名史看似是大學與富豪之間的私事，底層卻始終有一隻公共政策的手在調節：它先用等額配對催生了 2000 年代那批冠名大樓，又用研究配對把 2020 年代的冠名推向研究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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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名字連起來，是一張怎樣的戰後工商網絡？

理大冠名樓宇的名錄，逐座看是建築，連起來看是一部香港戰後工商史的人物索引。這些名字並非隨機散落，而是集中落在幾個支撐了戰後香港經濟的行業板塊上——把它們按「本業」歸類，命名地圖立刻顯出結構。

地產板塊是最顯眼的一支。李嘉誠（長江實業系）、李兆基（恆基兆業）兩位地產巨頭分別對應李嘉誠樓與李兆基樓，兩棟都是大額個人冠名的教研主樓。地產資本在 1980 至 2000 年代累積的鉅額財富，透過家族基金迴流教育，冠名樓宇是其最具可見度的出口。航運板塊的代表是「世界船王」包玉剛——環球航運集團的財富在他身後化作理大圖書館的冠名，據校方記錄，圖書館於 1995 年^※正式命名為包玉剛圖書館。娛樂傳媒板塊則由邵逸夫代表，邵氏兄弟與無線電視(TVB)背後的邵逸夫基金資助遍及港澳與內地逾千所院校，理大的邵逸夫樓與邵逸夫體育館是其中一環。

網絡裏更值得停留的，是那些不靠地產航運起家的名字。工業板塊的蔣震（震雄集團創辦人，1923–2022）以蔣震工業慈善基金長年資助工業人才培訓，理大以其名冠名劇院；工程板塊的潘樂陶（安樂工程 ATAL）則是 2021 年那兩所研究院的冠名人。這兩位的共同點是，他們的財富與理大的「應用、工業、工程」基因高度同源——把工業慈善的錢投給一所工業起家的大學，是一種價值觀上的對味，而非單純的名利交換。機構捐助者方面，香港賽馬會是校內最重要的非個人力量，先後冠名賽馬會綜藝館與賽馬會創新樓（後者的建築深讀見〈賽馬會創新樓：扎哈·哈迪德在香港的唯一校園作品〉），以機構名義把大額資源持續注入校園。

表注：各捐贈人本業以其主要創辦／經營企業為據；逐座樓宇的落成年份、金額與命名典禮細節見〈捐贈人冠名建築檔案〉，本文只做「行業網絡」層面的歸納。

還有一支容易被忽略的力量：長期陪伴型的家族捐贈。據香港理工大學 2023 年 12 月的命名公告^※，正愛慈善基金樓（Seal of Love Foundation Building，BC 座）由正愛慈善基金及陳氏家族捐助命名，捐款為港幣 4,500 萬元；據校方敍述，陳氏家族自 1980 年代起已支持理大，家族長輩陳作富曾大力扶持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SHTM)，其後由下一代接掌基金延續。這類跨越兩代人、從酒店旅遊教育一路陪到心理健康研究的家族捐贈，説明冠名網絡不只是一次性的「買名字」，也包含數十年黏性的機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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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理大近年的名字，越來越多給了「研究院」而不是「大樓」？

翻一遍理大命名的時間軸，會看到一條清晰的分水嶺：2001 至 2014 年，大額捐款換來的是一棟棟實體大樓；進入 2020 年代，同樣量級的錢，換來的越來越多是「研究院」這樣的建制單位。這個轉向背後，是一道現實的物理約束與一層功能上的升級。

物理約束在於校園土地見了底。理大紅磡校園自 1976 年第一期紅磚建築羣起逐期擴建，到 2013 年建於舊何文田貨場用地上的 Z 座，主校園已幾乎用盡可供大規模新建的地塊。當沒有新樓可蓋，冠名捐贈自然從「命名一棟樓」轉向「命名一個機構」。潘樂陶慈善基金 2021 年那筆 1 億元冠名的 SCRI 與 RISE 兩所研究院^※，金額不亞於當年的李嘉誠樓，命名的卻是研究建制而非磚石——這不是巧合，而是空間稀缺下的必然選擇。

功能升級則在於捐款目的從「硬件」轉向「使命」。據理大 2021 年公告，潘樂陶慈善基金智慧城市研究院被定位為「智慧城市研究的全球卓越中心」，目標是把散佈各學系的專家聚攏，服務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據 2023 年正愛慈善基金樓公告^※，那 4,500 萬元設立的是「健康及服務影響基金」，首個項目是一項五年期的學生心理健康計劃(ReST Hub)。理大校長滕錦光在該場合表示，校方「很榮幸獲得基金會這份慷慨捐贈，以支持理大在促進學生及青年精神健康方面的教育與研究發展」——同樣一句致謝，落點已從「感謝你蓋了一棟樓」變成「感謝你資助一項服務」。冠名的錢越來越多流向研究院、講席、專項基金，而不再必然對應一塊地皮，這是理大命名史在土地耗盡後最實質的結構性轉變。

（潘樂陶研究院、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等研究院層級冠名的完整名錄，見〈標誌性建築與地標〉「研究院與專項冠名空間」一節，本文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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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名捐贈是一紙怎樣的「契約」？捐款人能拿到什麼，又不能要求什麼？

命名一棟樓，表面是榮譽，底層是一套有邊界的交換。看懂這套交換裏「給什麼」與「不給什麼」，才不會把冠名誤讀成捐款人買斷了大樓。

捐贈人能拿到的，是可見度與持久性：一塊掛在門廳、寫着自己或家族名字的銘牌，一場有校方致辭與家族代表發言的命名典禮，以及此後數十年間被師生、訪客、地圖反覆念出的名字。這份榮譽的公共性很強——它不是私下的答謝，而是被典禮「儀式化」、被校園通訊與官方地圖「制度化」的公開記錄。理大命名典禮幾乎循同一套流程：捐款協議、物色或興建對應空間、舉行典禮、揭幕銘牌，何耀光樓由捐贈人一家多名子女共同出席揭幕，即是這套儀式的典型。

捐贈人要不到的，則是大學的學術自主。冠名是對「貢獻」的致敬，不是對「大樓用途、教研內容、人事任免」的支配權——樓裏教什麼、聘誰、研究什麼，仍由大學的學術與治理架構決定。這條邊界在大額捐贈時代尤其要緊：正因政府配對補助金動用了公帑（見前文），冠名捐贈更需維持「榮譽歸捐贈人、決策歸大學」的清晰分工，否則「以錢換權」的質疑便無從化解。理大這套「座號（功能）＋冠名（榮譽）」的雙軌命名——李嘉誠樓同時是 M 座、包玉剛圖書館同時是 L 座——某種程度上也是這條邊界的日常體現：樓的功能身份由校方以中性座號標定，捐贈人的名字則疊加在榮譽層，兩層並存而不互相僭越。

值得一提的是命名與對象之間那種若隱若現的匹配邏輯。整座教研大樓對應大額個人捐款（李嘉誠樓、李兆基樓），體育館對應體育相關的捐贈背景（邵逸夫體育館），圖書館這座「知識殿堂」則與航運鉅富的身後榮譽相結合（包玉剛圖書館）——建築功能與捐贈人形象之間，往往有一層或明或暗的呼應，而非單純「價高者得名」。這層呼應讓冠名不只是財務事件，也成了一種關於「誰配得上什麼名字」的文化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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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理大放進香港：各大學的冠名捐贈，異同在哪？

理大的冠名邏輯並非孤例，而是香港高校普遍現象的一個樣本；把它放進全港視野，理大的特色反而更清楚。

相同處在於工商界主導與配對政策的共同底座。香港各大學的冠名樓宇，捐贈人絕大多數是工商精英與其家族基金，且都受惠於同一套政府配對補助金計劃——同一批地產、航運、工業巨頭的名字，會同時出現在不同大學的校園裏。李兆基就是「跨校冠名」的活標本：理大李兆基樓（Y 座）對應的是港幣 4,500 萬元級的教研樓，而據 李兆基基金資料^※，他 2007 年向香港科技大學捐出港幣 4 億元、冠名整座「李兆基校園」（2013 年啓用，佔校園面積約 15%），其後其子李家誠再捐 1.5 億元助建創科大樓。同一位捐贈人，在理大是一棟樓、在科大是一整座校園——冠名規模的落差，既看捐款額，也看各校當時的空間與籌款處境。這種同一富豪家族「跨校撒網」的格局，正反映香港冠名捐贈高度集中於少數超級富豪家族的結構性事實。

不同處則在於「捐贈人來源」的構成。英美名校的冠名捐贈以校友回饋為主幹，而香港——理大尤為典型——的冠名主力是校外工商界與機構，而非本校舊生。這與理大的歷史有關：作為一所以應用、工程、設計見長的年輕大學（1994 年方升格），它的校友財富積累尚未追上百年老校，冠名網絡因而更依賴工商界與香港賽馬會這類外部力量。另一處理大特色是機構捐助者（尤其香港賽馬會）的分量——賽馬會以博彩收益回饋社會的公益模式，使它成為跨越多所大學的超級機構捐助者，在理大先後冠名綜藝館與創新樓，這是純校友捐贈體系裏不會出現的角色。

這套對照的意義在於：理大校園那張「捐贈者地圖」，讀出來的不只是幾位富豪的慷慨，更是香港一整套「工商反哺教育、政府配對放大、機構長期注資」的高教籌款生態。走進李嘉誠樓上一堂課，腳下這棟樓的每一分造價，都能追溯到這張網絡裏的某個節點——這正是理大校園作為「香港戰後工商慈善實物檔案」最耐讀的地方。各筆捐款在理大整體財務與籌款策略中的位置，另見〈08-finances · 捐贈人名錄〉，本文不重複展開財務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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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問題

問：李嘉誠樓的「創校最大個人捐款」現在還成立嗎？ 答：以其口徑（個人／家族基金、以 2000 年為時點）它仍成立。2021 年潘樂陶慈善基金同樣捐 1 億元，但官方措辭改稱「過去十年最大個人捐款」，用不同的時間窗迴避了與前者的直接比較——兩句話可以並存。可以理解為：1 億元是理大個人冠名捐款的高水位線，而非某一人獨佔。

問：銘牌上寫的捐款額，就是捐贈人實際掏的錢嗎？ 答：不一定。2000 年代不少理大冠名樓宇受惠於政府配對補助金計劃，賬面資源常含政府配對款。以李兆基樓為例，據南華早報報道，捐贈人自付約 4,500 萬元，配合政府配對後合計約 9,000 萬元——冠名歸捐贈人，但賬面被公共政策放大了一倍。

問：為什麼近年理大冠名的多是研究院，不是大樓？ 答：主要因為主校園土地已近用盡（2013 年 Z 座後幾無大規模新建地塊），加上捐款目的從「蓋硬件」轉向「資助使命」。潘樂陶 2021 年那 1 億元冠名的是 SCRI、RISE 兩所研究院而非大樓，是這一轉向的標誌性案例。

問：捐款冠名，捐贈人就能決定大樓怎麼用、聘誰嗎？ 答：不能。冠名是對貢獻的榮譽致敬，不附帶對教研內容、人事、用途的支配權，這些仍由大學治理架構決定。理大「座號（功能）＋冠名（榮譽）」的雙軌命名，正是這條「榮譽歸捐贈人、決策歸大學」邊界的日常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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