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地身份認同：理大內地生的「港漂」經歷與畢業去留決策

同一份 380 人樣本的問卷，《文匯報》讀出「約44%受訪者明確或傾向畢業後留港」^※，《星島頭條》讀出「近四成自覺不融入社會」^※。數字沒有互相矛盾，矛盾的是把哪一半念給你聽——理大內地生臨近畢業時，面對的正是這樣一張寫滿並置數字的答卷。

一句話定位： 截至2024/25學年香港理工大學有 3,785名非本地學士生，相當於本地生學額的28.6%^※；跨校調查顯示這批學生畢業時約四至六成傾向留港，但入境事務處的IANG數據顯示，最終把身份從「留港工作」推進到「永久居民」的比例明顯更低。

# 一、"約44%留港"與"近四成不融入"，是同一份調查嗎？

是同一份。據青年港漂總會公佈的問卷調查^※，樣本量「成功訪問380人」，受訪者構成中八成為本科生、一成半為碩博生、餘下為畢業一年內仍在港發展的青年，調查期間為2025年9月至2026年5月，結果顯示約44%受訪者「明確或傾向畢業後留港」，另有二成仍在比較香港、內地與海外的機會——這部分「還沒想好」的人，往往在後續報道里被折算進「不留港」的另一側。

同一份調查換個角度看，《星島頭條》報道的是「融入情況較好」佔42.6%、「很難融入且感到明顯疏離」佔19.5%^※，壓力來源裏租金住宿成本佔19.2%、對未來發展不確定佔17.6%、語言文化適應佔15.3%、社交圈及歸屬感不足佔14.2%。同一批受訪者，同時給出「四成多想留」和「四成不融入」兩個數字，本身就説明「留港意願」與「融入程度」並不是同一回事——想留的人不一定融入，融入不好的人也不一定就走。

SCMP社論轉述了同一批數字^※——「約44%的受訪者表示堅定或傾向於長期留港，56%計劃離開或考慮其他選擇」，壓力來源排序與文匯報、星島頭條的報道基本一致。這篇社論沒有提出具體政策方案，只是籠統呼籲需要「更多協調一致的努力」幫助內地生克服住房、生活成本、就業機會與社會融合方面的障礙。

# 二、另一份調查為什麼給出57%，而不是44%？

SCMP刊登的一封讀者來信引述了另一項獨立調查^※：2026年3月對220名內地生的問卷顯示，「57%表示畢業後願意留港」，但來信同時指出，這批願意留下的學生「在社交上仍與香港生活脱節」（"remain socially disengaged from Hong Kong life"）。來信的落點是：如果沒有更深的社會參與，「今天的留港意願可能永遠無法變成長久的承諾」（"today's willingness to stay may never become a lasting commitment"）。

兩份調查——380人樣本給出44%，220人樣本給出57%——都沒有披露完整的抽樣方法，誰更接近「香港內地生」的真實比例，本站不作裁定。可信度：單一來源（兩項調查分屬不同主辦方與樣本，互不構成交叉印證）。可以確認的一點是：無論取44%還是57%，都意味着相當比例的內地生在畢業時並未把「留港」當作唯一選項，「回內地」與「出國」始終是同時擺在桌面上的選項。

# 三、畢業那天，理大內地生實際能選的是哪三條路？

理工大學的內地生規模本身已不小。據HK01對2024/25學年八大非本地生數據的整理^※，理工大學有「3,785名非本地學士生，相當於本地生學額的28.6%」，同一學年香港大學有4,204名非本地生（佔本地生學額30.1%，其中69.7%來自內地）、中文大學2,564名（佔17.3%）、教育大學599名（佔12.6%，內地生佔該校非本地生92.2%）。理大內地生在非本地生中的具體佔比與語言現象另見《內地生構成與兩地語言》，本篇不重複展開。

畢業那一刻，這批學生能選的路徑大致收斂為三條：留港工作（走IANG）、回內地發展、赴第三地升學或就業。理大本身的本科入學路徑已經決定了這批學生大多數是通過內地高考JEE或研究生招生進入的應屆生身份，這一身份決定了他們在畢業時天然具備申請IANG的資格，不需要另行滿足「已獲聘用」的條件——這一制度細節，恰恰是下一節要拆開看的。

這批學生的絕對規模還在擴大。據中大學生媒體《大學線》169期對非本地生擴招的報道^※，政府將資助大學非本地生取錄限額「由20%倍增至40%」，非本地生學額因此「將從約3,000個增至接近6,000個」；報道同時記錄了受訪非本地生的一手觀察——本地生「比較害羞，較願意説普通話多於英語」，融入校園生活仍存在實際困難。這份報道雖以中文大學為主要採訪對象，但擴招政策覆蓋全部資助大學，理工大學同受這一擴容趨勢影響，具體到理大自身的非本地學士生規模（3,785人、佔本地生學額28.6%），見本節前段引用的HK01數據。

# 四、拿到IANG，是不是就等於"留港"了？

不完全是。據入境事務處的官方説明^※，「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IANG）「並無配額限制，亦不限行業」，應屆畢業生申請「無須事先獲得聘用」，首次核准「可獲准在港逗留24個月」，其後延期「通常會以3年模式獲准在港逗留」，符合頂尖人才標準者可獲延期逗留六年。這意味着「拿到IANG」的門檻很低——它只是一張「可以留下找工作」的通行證，不代表這個人已經定居香港。

據2025年6月11日立法會的官方答問^※，IANG新申請數量近年維持在高位：2022年申請10,936宗、獲批10,391宗；2023年申請27,295宗、獲批26,089宗；2024年申請26,973宗、獲批25,475宗；同一份答問顯示，過去五年最終經此安排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的人數呈增長趨勢：2020年3,117人、2021年3,449人、2022年3,495人、2023年4,441人、2024年4,128人。把「獲批」與「最終取得永居」兩組數字並排看，會發現每年拿到IANG簽證的人數是每年最終轉為永居人數的五到六倍——這中間的落差，正是「留港工作」與「定居香港」之間那道未必人人都會跨過的門檻。

表格數據來源：立法會十九題答問（2025-06-11）^※。兩列數字統計口徑不同（左列為當年新獲批的留港簽證、右列為當年最終獲永久居民身份，後者的申請人未必是同一屆畢業生），不構成同批人的轉化率計算，僅作規模對照。

HK01「港漂的抉擇」系列報道^※把這道門檻講得更直接：報道稱2023年「26萬人通過IANG獲批，其中24萬來自內地」，但「僅一成通過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安排獲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這一「一成」的説法未見入境事務處官方逐年披露的轉化率統計佐證，本站按坊間/媒體估算處理，可信度：單一來源。據維基百科整理的入境事務處數據^※，2018年經IANG獲派來港的人士當中，「約91%為內地居民」，同一年度內地居民獲批9,206人、非內地居民獲批944人，內地生始終是這項安排的主要使用者。

# 五、聽得懂粵語，為什麼還覺得自己是"外來者"？

語言從來不是身份認同的全部答案。HK01「港漂的抉擇．一」的受訪者周悦煬^※2022年赴港讀研，畢業後留港工作一年，最終選擇回深圳。報道記錄她的原話：「儘管聽得懂廣東話，她卻覺得自己是個『異類』」，「我好像永遠是個『外來者』」，「拿着三顆星的香港身份證，卻從來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這段自述的關鍵不在於語言能力——她能聽懂——而在於「聽得懂」與「被當作自己人」之間，隔着一層語言之外的東西。

香港理工大學在語言支援這一層面並非無所作為。據理大中文語言中心「翻轉粵語教室」官方頁^※，這一線上自學平台系統講解「粵語共有20個聲母」「共有53個韻母」「共有6個聲調」及日常傳意詞彙句子應用，供學生課前自學、課上互動鞏固。據Pulse@PolyU官方期刊2022年4月的報道^※，翻轉課堂面向「初級和中級水平學生」，配合「面對面互動粵語課」，另設MOOC供全球學習者選修，「秋季推出，八月開始註冊」。這套機制解決的是「學會説」的問題；周悦煬式的疏離感，指向的卻是「學會説」之後仍未必解決的「被接納」問題——兩者不是同一層次的坎，語言課程能填上前者，填不滿後者。

據SCMP對內地生Carol Chen的報道^※，粵語的現實壓力更多體現在求職場景：「公司雖未把粵語列為硬性要求，但不會説粵語仍會在面試中被拒」（"Although the companies did not list Cantonese as a requirement, you'll still be rejected if you cannot speak it"）。報道稱她因此「感覺與本地社會格格不入」，且「現在更傾向於畢業後離開」。語言在這裏從「文化適應」問題變成了實打實的「就業篩選」問題，這也是本篇與專講語言現象的《內地生構成與兩地語言》在切入點上的分工差異——那一篇講現象與支援機制，本篇講這層現象如何具體地壓到某一個人的去留決定上。

# 六、"七年之癢"——要不要轉永居，是每個內地生都要過的坎嗎？

據《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的居留權規則^※，內地居民在香港連續通常居住滿七年即可申請成為永久性居民。《澎湃新聞》2016年的一篇報道^※把這個節點稱為內地生的「七年之癢」——不是婚姻意義上的，而是「要不要把身份從『留港工作』正式換成『永久居民』」的一次自我盤問。報道中的受訪者陳柚已經獲得永久居留權，卻仍表示「在身份認同上，覺得自己還是內地人」——拿到證件與完成身份轉換，在她自己的敍述裏是兩件事。

這篇報道同時記錄了一組更早年份的申請數據：香港大學「內地生申請人數2009年8016人，2013年達頂峯12513人，2015年跌至9400人，2016年再次跌至8000人」，同期香港科技大學申請數從2013年6,900份降至2015年近5,000份。這組十年前的數字不適合直接套用到今天的理大，僅作為「內地生赴港意願存在週期性波動、並非單向增長」的歷史參照，具體到2024/25學年理大及各校的最新非本地生規模，見本篇第三節及《內地生構成與兩地語言》。

# 七、"變成香港人"有沒有一個可以量化的時刻？

在身份認同這類問題上，量化本身就很難，但仍有學者嘗試給出一個可供討論的參照系。據HK01「港漂的抉擇．五」引述香港社會學者呂大樂的説法^※，「當你開始對熟悉的地方產生反感或不習慣時，可能已有5%變成了香港人」；他給出的另一個更具體的融入標誌是——「走進茶餐廳，懂得怎麼搭台，就已經懂了香港人的生活方式」。這兩句話的共同點，是把「身份認同」從一種宏大敍事拉回到具體、瑣碎、可自我覺察的生活細節，而非一次性的、非此即彼的宣誓。

同一篇報道追溯了「港漂」這個羣體規模化的歷史起點：1998年賽馬會獎學金計劃最早預留150個內地狀元名額^※，用於吸引內地頂尖高考生赴港升學；報道稱如今港漂羣體規模已達約30萬人。從150人到30萬人，跨度接近三十年——這也是為什麼「身份認同」在今天的理大內地生羣體裏，不再是一小撮尖子生的個別心事，而是一整代人共同要面對的日常問題。

# 八、理大自己給了什麼支援？夠不夠填上身份認同這道坎？

據理大學生事務處「非本地學生服務」官方頁^※，這一專責團隊辦公室設於「周亦卿樓QT308」，服務對象明確包括「Chinese Mainland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服務範圍覆蓋出發前準備（清單、保險指引）、抵埠安置（香港身份證、學生註冊、電話卡、銀行開户）、香港生活與工作（簽證、就業、住宿、交通）、以及面向非本地學生的專項迎新活動與朋輩支援網絡。這套機制解決的是「怎麼在香港活下來」的實操問題——從制度供給角度看，理大並非沒有為這批學生搭建起點。

這張表也説明了這道坎的位置：前三項都有理大或政府層面的制度供給，唯獨「社會融入」與「身份認同」這一層，本站未能檢索到理大官方發佈的專項支援材料。相關坊間描述（如「小夥伴計劃」）已在《內地生構成與兩地語言》的融入章節詳細並置處理，本篇不重複展開，但這一制度供給的缺口，恰好呼應第一、二節裏那些「留港意願」與「融入程度」並不對齊的調查數字——制度能保證一個人合法地留下來，卻不能保證他覺得自己被這座城市接納。

# 九、本站的邊界：不做什麼

• 不把跨校調查數字直接説成「理大數據」：本篇引用的兩項港漂調查（380人樣本、220人樣本）均未特別披露受訪者所屬院校，本站不把其結論嫁接為「理工大學內地生」的專屬比例；理大層面唯一可核實的院校規模數字，是本篇第三節引用的HK01整理的2024/25學年非本地學士生人數。
• 不渲染對立：留港/回內地/出國是個人生涯選擇，不以個案概括羣體，不使用煽動性表述。
• 不收錄無源具名負面內容：涉具名在世個人的負面、未證實內容，無可靠來源即不收錄；本篇引用的受訪者言論均來自公開發表的新聞報道，按原報道的具名或化名處理方式轉述。
• 不涉2019年後政治敍事：身份認同議題高度敏感，本篇聚焦可核實的調查數字、官方制度與學生媒體報道，高敏感政治觸點僅在13 校政與改制、14 學生運動史鏈接目錄處理。

# 延伸閲讀

• 內地生構成與兩地語言（多源並置） —— 內地生在非本地生中的佔比數字、校園語言現象與融合支援機制。
• 從高考房到獨角獸：理大內地生校友的大灣區創業路徑 —— 內地高考生到大灣區創業者的個案敍事。
• 理大畢業生去向與GES調查讀法 —— 理大官方畢業生就業調查的起薪與就業率口徑。
• 理大內地高考生報考路徑 —— 內地高考生JEE入學的申請途徑與時間線。
• 理大住宿體系、紅磡何文田舍堂與Hall文化 —— 住宿場景下的兩地學生日常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