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生會與O-Camp:迎新營出格行為、欺凌與性騷擾處理

迎新營(O-Camp)是香港大專生活最具儀式感的入口,也是最容易出事的場域。2023 年夏秋之交,教育大學、嶺南大學等多所院校連爆迎新營性騷擾甚至性侵指控,震動全港;理大身處同一波壓力之中,公開回應要求籌辦方完成防止性騷擾課程。本篇聚焦理大宿生會與O-Camp的制度回應與坊間爭議,BLP 邊界嚴格,不寫入無可靠來源的具名負面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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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全港迎新營風化案潮與理大的位置

2023 年 7–9 月間,香港多所大學的迎新營接連傳出嚴重指控。據法庭線、晴報等報道,香港教育大學有一宗涉嫌於迎新營期間發生的強姦案被警方立案調查,同一嫌疑人另涉多宗非禮、窺淫指控;嶺南大學則有網傳片段顯示迎新營中的「意淫遊戲」,涉及強迫親密接觸、令參與者明顯不自在的橋段。據自由亞洲電台(RFA)報道,香港大學同期亦爆出迎新營連環性侵風波,輿論批評校園缺乏多元性教育。

在這一波全港性的輿論壓力下,據有線寬頻報道,港大、中大、科大、理大及浸大「五大」均表示已提供迎新指引;理大的具體回應是要求籌辦迎新營的學生組織,須完成平機會(平等機會委員會)的防止性騷擾課程。浸大則另外為學生組織領袖安排工作坊,內容包括防止校園性騷擾。這是本站在公開報道中,能找到的理大官方對 2023 年迎新營風波的唯一具體回應內容。

據明報 2024 年 8 月的後續報道,「多校去年迎新營捲風化案」的陰影持續影響新生對迎新營的觀感,部分新生表示對參加迎新營存有顧慮;星島日報同期報道引述教師意見調查,八成受訪教師認為大學應為迎新營醜聞負責,促請校方訂立統一準則、徹底監管。

credibility:多方印證——2023 年多校迎新營性騷擾/性侵風波及理大「要求籌辦方完成防止性騷擾課程」的具體回應,可由有線寬頻、法庭線、晴報、RFA 等多家媒體交叉印證。本站未找到 2023 年理大迎新營本身發生具體性騷擾或性侵指控的獨立報道——理大在這波報道中的角色是回應五大共同壓力的院校之一,而非被指名的事發院校;若日後有可靠來源指出理大迎新營本身涉及具體個案,應據實補入並逐一標註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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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搞作」文化的結構性分析:為什麼迎新營容易出事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一篇專題文章從性教育角度分析了迎新營「性搞作」現象的成因。據該文章綜述,九十年代中期起,大量性遊戲元素被引入迎新營,逐漸成為不少院校迎新活動的「指定動作」;文章將這一現象定性為一種「奴化操練」——通過組爸組媽的温情式認同機制,疊加軍訓式的服從要求,讓新生在羣體壓力下參與自己未必真心願意的活動,不遵從者容易被貶低或孤立。

這一分析框架有助理解 2023 年風波為何會在多所院校同時爆發,而非單一院校的孤立事件:如果「性搞作」遊戲本身已是跨院校沿襲數十年的迎新慣例,那麼風險就不是某一所大學的管理疏漏,而是一種跨代傳承的迎新文化本身攜帶的結構性風險。明周文化同期一篇報道引述性別研究學者觀點,指年輕人成長過程中長期缺乏性/別教育,情慾長期被壓抑與忽視,也是迎新營性遊戲容易失控的社會背景之一。

理大作為「五大」之一,被輿論視為需要共同回應這一結構性風險的院校之一,而非孤立事件的當事方。這也是為什麼理大的具體回應停留在「要求完成防止性騷擾課程」這一預防性措施,而非針對某一具體指控的調查或處分——本站未找到理大有任何迎新營個案進入調查或處分程序的公開報道。

credibility:二手來源(結構性分析)——「性搞作」遊戲源流可追溯至九十年代中期的説法,以及其「奴化操練」的分析框架,來自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與明周文化兩篇專題文章,屬評論性二手來源,本站中性轉述其分析角度,不代表本站立場,亦不等同於具體理大個案的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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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間流傳的具體細節:為什麼本站謹慎處理

在梳理迎新營爭議的過程中,坊間流傳着一則關於「某大學家長投訴女兒在迎新營被要求進行不雅游戲」的描述,內容涉及模仿親密動作、以食物進行低俗遊戲等情節,部分轉述將此與理大關聯。

本站在核實過程中,未能找到載明具體年份、可靠原始新聞出處或校方回應的一手報道,僅見於二手轉述性文章。按 STYLE 規約,「無可靠來源的具名負面內容不收錄」這一底線不僅適用於個人,也適用於把未經證實的具體情節安到某一所院校頭上。因此,本篇不採信該則坊間描述作為理大迎新營的具體事實陳述,僅在此説明本站的核實過程與判斷依據,供讀者瞭解「查無實據即不寫」的處理方式,也提醒讀者對網絡流傳的迎新營「爆料」保持審慎。

credibility:坊間未證實,本站不收錄為事實——此節僅説明核實過程與不採信理由,不構成對理大迎新營歷史的事實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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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港迎新營治理的三種應對模式

2023 年風波後,香港各大學在迎新營治理上出現了明顯不同的應對強度,值得並置比較,以理解理大的位置:

• 課程化預防(理大及五大共同做法):要求籌辦方完成平機會的防止性騷擾課程,屬事前教育型干預,不改變活動名稱或形式本身;
• 改名與形式調整(嶺南大學):據公開報道,嶺南大學其後將「迎新營」改稱為「新生夏令營」,並容許參加者自行選擇是否過夜留宿——這是從活動包裝與形式入手的調整,試圖切割「O-Camp」這一名稱背後累積的負面聯想,同時透過「可選是否過夜」降低高風險的夜間活動比例;
• 人手監督型(浸大):浸大除提供迎新指引外,另為學生組織領袖安排專門工作坊,內容包括防止校園性騷擾——比起單純要求「完成課程」,這一做法更接近針對籌辦者本人的針對性培訓。

理大目前公開可查的回應,停留在「課程化預防」這一層級,尚未見改名、形式調整或專門人手監督等更進一步的公開措施。這不必然代表理大治理力度不足——也可能是理大迎新營本身未被指名涉及具體個案,因此校方評估無需採取嶺南大學式的更激烈調整。但從輿論問責的角度看,「課程化預防」確實是各校應對方案中最輕量級的一種,其成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課程內容與籌辦方的實際執行,而非制度本身自帶的強制力。

credibility:多方印證——嶺南大學改稱「新生夏令營」並容許選擇是否過夜、浸大另設工作坊等應對措施,可由公開報道核實;三種應對模式的強度比較為本站基於公開報道的綜合分析,不代表對任何一校治理成效的最終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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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生會的角色:與O-Camp的制度分工

理大不設書院制,宿舍層面的迎新與日常生活由宿生會(Hall Association)統籌——紅磡學生宿舍九座宿舍、何文田學生宿舍各座及住宿書院均設獨立宿生會,由學生幹事營運,並由舍監與導師團隊指導(詳見 halls-and-traditions.md)。宿舍迎新營(Hall O-Camp)與大學層級、院系層級迎新營三線並行,是新生除院系外的另一條社羣融入渠道。

這一多線並行的結構,也是理大迎新風險治理的複雜之處:2023 年輿論壓力下,校方與學生事務處主要針對的是院系與學生組織主導的迎新營;宿舍層面的迎新營是否同樣納入「籌辦方須完成防止性騷擾課程」的要求範圍,本站未找到明確的公開説明。若日後理大學生事務處或宿生會公開相關細則,應據實補入本節。

credibility:單一來源(宿舍迎新的具體監管安排)——宿生會與Hall O-Camp的組織架構可由學生事務處官方頁核實;其是否同樣適用 2023 年後的防止性騷擾課程要求,本站未找到明確公開説明,故不作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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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性回應的意義與侷限

把理大 2023 年的回應放進全港脈絡裏看,「要求籌辦方完成防止性騷擾課程」是一種預防性、程序性的措施——它試圖在迎新營發生前,提高籌辦者(通常是高年級學生幹事)的風險意識與處理能力,而非依賴事後調查與處分。這種做法的優點,是不需要等到出事才介入;侷限則在於,課程本身能否真正改變數十年沿襲的「性搞作」慣例,取決於執行力度與文化轉變的速度,而非一紙課程要求本身。

星島日報報道引述的教師調查(八成受訪者認為大學應負責、促訂統一準則)也反映了社會輿論對「校方被動回應」模式的不滿——單靠個別學生組織自行完成課程,與建立跨校統一、可問責的迎新營監管準則,是兩種不同強度的治理路徑。截至本站資料核實時點,理大及其餘四校尚未見公開的統一監管準則出台,僅各自維持既有的迎新指引與課程要求。

credibility:多方印證(輿論壓力與教師調查結果)——星島日報教師調查數據可獨立核實;「統一準則尚未出台」為本站截至核實時點的觀察,以理大及各校當期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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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責任的三層結構:誰該為迎新營的出格行為負責?

2023 年風波揭示的一個深層問題,是迎新營的組織責任鏈條本身相當模糊。以理大為例,一場迎新營的籌辦方可能是:

1. 學生會屬下的迎新營籌委會(若學生會仍有運作中的幹事會,理大目前處於斷莊狀態,故此層級實際上處於真空,詳見〈流莊紀事〉篇);
2. 學系會 / 學院會(理大不設書院制,院系層面是新生認識同學的主要入口,詳見〈學生組織〉總覽篇);
3. 宿舍層面的宿生會(Hall O-Camp,由各宿舍宿生會獨立籌辦)。

三層籌辦方各自的監督主體也不同:學生會層級理論上受評議會監察;學系會/學院會通常掛靠學系或學院;宿生會則由舍監與導師團隊指導。當理大學生會本身處於斷莊、無運作中幹事會的狀態,中央層級對迎新營的統一監督實質上出現缺口——2023 年校方的應對(要求籌辦方完成防止性騷擾課程),某種程度上正是校方(而非學生會)直接介入填補這一監督真空的體現。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理大的回應主體是「校方」而非「學生會」:斷莊之後,學生會已不具備統一約束全校迎新營籌辦方的建制能力。

credibility:多方印證(整體框架)——理大斷莊狀態詳見〈流莊紀事〉篇引用來源;迎新營三層籌辦結構為本站基於〈學生組織〉總覽篇與本篇資料的綜合觀察,不代表額外可核實的單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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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零容忍」表態到具體準則:政策與執行之間的落差

2023 年風波後,行政長官公開表示大專院校學生的性侵及其他違法行為不能容忍;據報道,教育局同期表明對學生失當行為、欺凌採取「零容忍」政策,要求各院校認真跟進相關投訴。這類高層表態在輿論層面具有明確的象徵意義,但從治理角度看,「零容忍」本身是一種態度聲明,並不等同於具體的執行準則——例如:院校應如何界定「出格遊戲」與「違法行為」的界線?籌辦方未完成防止性騷擾課程時應承擔何種後果?投訴個案應由校方哪一個部門跟進、時限多長?這些執行層面的細節,通常需要各校自行制定並公開,而非由政府或教育局層面統一規範。

截至本站資料核實時點,理大及「五大」尚未見公開發布統一的迎新營執行細則文件(如具體的活動內容審批清單、違規處理流程圖、投訴響應時限)。星島日報報道中「八成教師促校方訂統一準則」的呼聲,正是針對這一執行層面落差的具體回應——輿論希望看到的不只是「零容忍」的表態,而是可問責、可檢驗的具體制度。

credibility:多方印證(高層表態與教育局政策)/單一來源(執行細則是否存在)——行政長官表態及教育局「零容忍」政策可由公開報道核實;理大是否已發佈具體執行細則,本站未找到公開文件確認,故如實標註為未核實,不作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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