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正文

判头轮替与加价争议:理大饭堂的外判制度

食安 多方印证 约 7,209 字 · 15 分钟 更新

2012年起,理大饭堂在餐厅入口立起一道不起眼却明确的门槛:进食前必须出示学生证或职员证,校外人士一律「谢绝」。这道门槛背后,是香港高校饭堂共通的一套治理逻辑——外判承办制。大学提供场地和合约框架,承办商负责采购、烹调、人手与前线服务;学生每天吃的饭,实际由一家有名有姓的商业公司经营。理大主校园与两处宿舍分布着的十余个餐饮点位(详见《红砖校园里的饭堂网络:理大饮食体系总览》),每一个点位背后都对应着这样一份承办合约。本篇梳理理大这套外判体系目前公开可查的部分,并把邻近院校的同类先例并置参照,呈现外判承办制度在香港高校普遍会引发的张力。

谁在做饭:美心与理大饭堂的外判关系

HK01 一篇 2019 年的新闻,理大校内至少有一间饭堂由美心集团营运——该新闻的主体事件属于 2019 年政治争议范畴,不在本篇讨论之列,但其背景信息本身可确认「美心是理大饭堂承办商之一」这一事实。美心集团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型饮食集团之一,自1956年创立以来发展出遍及香港、内地与越南的逾840间分店,亦长期承办多间院校、企业与医院的员工饭堂,理大只是其众多院校客户之一。

美心集团本身的规模,能帮助理解这类外判合约在承办商眼中的分量。据 美心集团官方简介,集团在香港、内地与越南合共拥有逾1,158间分店,员工人数逾28,000人,每日服务超过54万人次;其机构餐务部门专门为工商机构、大学、医院与主题公园提供膳食服务。集团更在2005年首度获医院管理局委任,在新界西医院联网及伊利沙伯医院推行「病人膳食服务公私营协作计划」——这说明美心承办的从来不只是「大学饭堂」这一类业务,理大只是其庞大机构餐务版图中的一个客户,合约本身对集团整体营收而言未必占据核心分量,但对理大师生的日常三餐而言却是全部。这种「大客户对小客户」式的合约关系,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外判承办制里权力天然不对等的一面:大学作为单一租赁场地的甲方,对一家跨地区、多元业务的餐饮集团而言议价筹码有限。

理大 CFSO 就餐饮设施的招标机制,与其他部门的一般工程、维修类term contract类似,均采取按合约年期、分点位邀请意向书竞投的模式。据 CFSO 公开的招标邀请书范本(以维修类term contract为例),CFSO 会公开列明合约编号、估算总值与合约年期,要求意向承办商提交过往同类项目参考、近三年经审计账目、关键人员资历、健安环保政策等材料,供校方评核;申请须于指定限期前以电邮方式递交,逾期或不完整的申请不获受理,若承办商在竞投过程中出现「撤回已提交标书」或「未有依约领取标书/递交标书」等违规情况,会先获书面警告,再犯者可被停牌一年或以上。虽然这份范本针对的是楼宇维修合约而非餐饮点位,但同一套「按点位、按年期、明码实价评核」的招标逻辑,正是理大解释餐饮外判流程时反复援引的参照系——这说明理大饭堂并非由单一承办商长期垄断,而是采取分点位、分年期的合约外判模式,与其他香港高校做法大致相同。目前公开来源未足以确认理大餐饮各点位历年具体的承办商名单、招标结果与更替时间线,这部分仍待日后招标公告、膳食委员会纪录或学生媒体调查补充。

2012年的「谢绝街客」:证件门槛与立法会质疑

理大饭堂治理中一个已有明确新闻记录的争议,是「谢绝街客」政策。据 AM730 报道,理大自2012年起规定,师生、职员及认可访客必须出示证明文件方能使用校园内餐饮服务,校外「街客」一概不得内进用餐。理大校方对此的解释是,基于师生人数众多以及餐厅容纳能力有限等因素,须以证件核实身份来维持座位供应。

时任立法会议员马逢国——本身是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生——认为这做法并不理想,并建议大学可考虑设立不同的餐饮收费层级,以更弹性的方式处理校外访客的用餐需求,而非一刀切拒诸门外。

这项政策放在外判承办制的脉络里看,逻辑并不难理解:承办商按合约向大学缴付租金或分成,经营规模和座位周转直接影响其盈利能力;若座位被大量非本校人流占用,首当其冲的是排队的师生,其次是承办商的服务质量评价。「谢绝街客」因此不只是保安措施,也是一种维护饭堂对内服务能力的商业安排——但它同时把「大学饭堂该不该对外开放」这个问题,变成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公共议题。

一门之隔:中大的对照案例说明「街客」问题的另一面

值得对照的是,「街客」问题在其他院校也曾以完全相反的方向引爆争议。据 WeekendHK 2023年报道,审计署曾发现中大33间餐厅未领取食物业牌照,当中29间被指并非专供中大人士使用,13间未有明确表示只接待中大人士,另有3间透过外送平台对外营业。中大校长段崇智回应称同意审计署建议,将采取必要措施解决问题;涉事餐厅负责人则反驳执行上的困难——「执行上我如何分辨他是我们可以服务的人,我们又没有权力要求出示相关证明」,并认为若要核实身份,应由校方安排保安协助,而非由前线餐厅员工承担。

把理大「谢绝街客要证件」与中大「未核实街客身份被审计署点名」放在一起,能看出同一个监管逻辑的两端:专上院校食堂若被认定「专供本校学生使用」,可豁免申领食物业牌照,但代价是必须切实核实身份、限制服务对象;一旦对外营业却没有相应牌照与核实机制,就可能触及审计与食物安全监管的红线。理大2012年那道证件门槛,某种意义上比中大后来的处境更早一步把这道红线立了起来——但也因此引来「是否过度排外」的批评。这属于两间不同院校在各自年代分别公开报道过的独立事件,本文并置呈现,不作因果关联的推断。

邻近院校的判头轮替:城大与浸大的先例

外判承办商更替本身,是香港高校饭堂里反复出现的敏感环节。以下三宗涉及其他院校的历史事件,可作为理解理大同类风险的参照系——均与理大本身无直接关系,仅作跨校比较。

城大 2009 年事件。据 香港网络大典记载,城大在2009年7月1日将学生膳堂承办商由美心更换为 City Grill。事件之所以留下网络记录,并非因为换商本身,而是因为学生在校内膳堂意见板张贴的意见很快被移除,而「民主墙」上张贴意见又要求学生提供学号(等同实名张贴),令不少同学转而在高登讨论区及香港讨论区城大版发帖讨论,引发热烈争议。这宗事件说明:承办商更替若缺乏透明的申诉与讨论渠道,学生的不满情绪往往会外溢到校外论坛,变成难以追踪、难以由校方直接回应的坊间讨论,而不是被吸收进校内正式渠道。

浸大 2016–2017 年事件。据 中文维基百科「香港浸會大學」条目「浸大食坊續約風波」章节记载,2016年11月23日,浸大学生会到浸大食坊抗议校方续约决定,并向膳食附属委员会主席麦劲生教授递交公开信,要求「撤回续约决定」「决策公开透明」,抗议现场亦有模仿「拒吃劣食、踢走虫can」的行动剧场式抗议。原承办商美心其后于2017年6月15日正式结束在浸大的经营,经重新招标后,由 Springwood Management Group Limited 于2017年9月接手。这宗事件展示了外判承办制度里最容易触发学生集体行动的环节:续约决策的透明度——学生若感到自己被排除在续约评核之外,即使问题本身只是餐饮服务质素,也容易升级为对校方决策程序的整体质疑。

城大 2019 年事件:同一批楼、第二次换商。城大的判头轮替并未止步于2009年那一次。据 HK01 2019年报道,城大又一城校园的 AC1(城大食坊)与 AC2(美心)两个饭堂点位,承办合约于2019年6月底期满,美心方面在6月24日正式结业,随后进入装修期,新承办商泛亚饮食(品牌名「活力午餐」)于同年8月接手营运。城大回应指招标程序由「包括教职员及学生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共同决定,会「持续监察」新承办商的服务质素与价格。据同一报道,学生的反应呈现两种典型心态:一部分人直接担心「会贵咗,冇依家咁平」,即换商本身就会带来加价预期;另一部分人则对新承办商的口碑存疑,称其「小学食过,好一般」,但也有人抱持「要试过先知」的观望态度。另据 HK01 同日另一篇报道,结业前的 AC1 以廉价见称,「30元有找连饮品」,甚至被学生戏称「穷到食AC1」,是又一城「White Zone」上班族也会跨区光顧的午饭选择;AC2 的海南鸡饭、鱼柳汉堡等亦是学生口耳相传的「名物」。这两篇报道合起来,恰好把「判头轮替」与「加价预期」两件事直接绑在一起写了出来——城大学生在换商公告一出,第一反应不是质素而是价格,这与本篇前段理大「谢绝街客」和价格章节里提到的成本转嫁逻辑相互印证。

泛亚饮食本身也值得一提:据 中文维基百科「泛亚饮食」条目,泛亚饮食成立于1990年,是香港上市集团大家乐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机构餐饮业务,专门为大学、医院、政府机构与企业提供餐饮服务,1999年另设「活力午餐」品牌承办中小学午膳;同一条目的分店名录显示,泛亚饮食在城大的点位其后已经「已结业」,即2019年接手的这一轮经营同样未能长期维持。换言之,城大又一城校园的这两个饭堂点位,短短十年内至少经历了「美心→City Grill(2009)」「美心→泛亚(2019)」两轮公开可查的换商,每一轮都伴随学生对价格与质素的集体焦虑——这为理解外判承办制的结构性张力,提供了比单一事件更有说服力的重复样本。

以上三宗事件均发生在城大与浸大,与理大无直接关联,本文引用仅作制度性参照,提醒读者:承办商更替、续约评核透明度、学生申诉渠道,是香港高校饭堂普遍存在的结构性张力点,而非某一间院校独有的问题。

两大阵营:谁在经营香港的院校饭堂

把理大、城大、浸大三校的承办商名单并排放在一起看,能看出一个此前分散在各段落里、却值得单独指出的结构性事实:香港高校饭堂的判头轮替,很大程度上是在两大饮食集团的机构餐饮部门之间轮换,而非向大量独立中小型餐饮商开放。一边是美心集团——如前所述,是理大与浸大先后的承办商,2019年之前也是城大的承办商之一;另一边是大家乐集团旗下的泛亚饮食,2019年接手城大点位。这两大集团都不是专门做院校饭堂起家,而是先在快餐、酒楼或机构膳食的其他板块建立规模,再把院校饭堂当成机构餐饮业务的其中一块拼图——美心的机构餐务客户包括医院管理局的病人膳食服务,泛亚饮食的客户则横跨大学、医院、政府机构与企业。

这个结构解释了两件事。第一,为什么「换判头」在新闻标题里常显得像是换了一家全新的公司,但对熟悉香港饮食业的人来说,换来换去往往还是在两三个大集团之间打转——City Grill、Springwood Management Group 这类中小型承办商虽然也能中标,但要长期维持一间大学饭堂的采购规模、人手调配与卫生合规成本,门槛并不低,这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真正意义上的「充分竞争」。第二,为什么学生的价格焦虑会在每一次换判头时反复出现:无论新承办商是谁,其定价逻辑都要覆盖场租、人工、食材成本与自身利润率,而这几项成本近年在香港持续上升,换商本身并不会让这条压力链条消失,只会把「由谁承受」的问题重新分配一次。这也是本篇标题把「判头轮替」与「加价争议」并列讨论的原因——两者在制度层面上本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理大目前的公开材料边界

综合以上材料,理大饭堂外判体系目前可以确认的部分包括:美心是承办商之一;CFSO 定期按点位、按年期公开招标;2012年起校方以证件门槛限制非本校人流使用饭堂,并曾引来立法会议员公开质疑其做法是否理想。

尚未能从公开来源确认的部分包括:理大历年各点位承办商的完整名单与更替时间线;理大膳食委员会(如有)历年会议纪录、招标结果与承办商评核标准;理大学生会或宿生会是否曾就特定点位加价、份量变化或续约决定发起过公开抗议或联署。若日后出现相关文件、公告或学生媒体调查,应据来源补入并重新标注可信度,而非以城大、浸大的先例替代理大本身尚缺的材料。

一张时间表:四校五宗判头/门槛争议并排看

把本篇涉及的院校事件按年份排成一张表,能更直观地看出「判头轮替」与「街客门槛」两类争议在香港高校饭堂里出现的频率与共性——理大、城大、浸大、中大四校在过去十余年里,各自留下至少一宗公开可查的记录:

年份 院校 事件类型 核心争议点 可信度
2009 香港城市大学 判头轮替(美心→City Grill) 意见板张贴意见被删、需实名张贴 多方印证
2012 香港理工大学 街客门槛 「谢绝街客」证件核查,立法会议员质疑 多方印证
2016–2017 香港浸会大学 判头轮替(美心→Springwood) 续约决策透明度、学生行动剧场式抗议 多方印证
2019 香港城市大学 判头轮替(美心→泛亚) 学生对加价与质素双重焦虑 多方印证
2023 香港中文大学 牌照与街客边界 33间餐厅未领食牌、部分对外营业 多方印证

这张表本身就是「外判承办制普遍张力」这一判断的证据:五宗事件横跨四所院校、十余年时间,触发点却高度重合——不外乎「换商时的透明度」「门槛该松该紧」「牌照该不该豁免」这三类问题反复出现。理大在表中只占一格(2012年街客门槛),这恰恰对应前文反复强调的边界:不是理大没有类似的判头轮替张力,而是这部分公开材料目前确实比城大、浸大、中大更单薄,值得日后持续补证(详见食安模块另一篇《食品安全考:理大饭堂的监管框架与「查无大案」的边界》对同一类「牌照豁免」问题的制度梳理)。

谁替学生盯着饭堂:学生会福利部的位置

在理大的学生自治架构里,与饭堂议题距离最近的正式渠道,是理大学生会属下的福利部(Students' Welfare Committee)。按香港高校学生会的一般惯例,福利部通常负责跟进膳食、宿舍、书簿津贴等与学生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事务,理论上是学生若对饭堂价格、服务或续约决定有意见时,最自然的对内申诉入口。目前公开材料只能确认理大学生会设有福利部这一编制,尚未能找到该部门历年就饭堂议题具体发起过的调查、问卷或公开声明记录。这与前述浸大学生会2016年公开抗议续约决定的先例形成对照:同样是学生会架构下的福利/膳食相关部门,浸大的介入留下了具名可核的公开记录,理大这方面的记录目前仍是空白。这处空白本身也值得标注——不是理大学生对饭堂毫无意见,而是这些意见目前没有沉淀成本站可以引用的公开文献。

价格光谱:从「比出面平一截」到「早几年已经越来越贵」

理大饭堂价格本身也留下了一些零散却可以互相印证的公开数据点。学生media与留学咨询类文章多次提到,理大饭堂常见套餐——例如两餸饭配汤——价格在20港元出头,整体消费区间大致落在20至45港元之间;这与理大迎新指南「价钱比出面平一截」的说法方向一致。但同类比较文章也提到一个跨校普遍的趋势:各大学饭堂价格「已经越来越贵」,与校外茶餐厅的差价近年逐步收窄。这类描述来自学生媒体与留学咨询平台的经验分享,而非物价统计部门或消费者委员会的正式调查,可信度只能定为「多方印证」的口碑层级,不宜当作精确的价格史;但方向是清楚的——理大饭堂的「平」是相对而非绝对的,且这个相对优势正随通胀与租金压力逐年收窄。这条价格轨迹,某种程度上正是外判承办制下承办商成本压力向学生转嫁的必然结果:场租、人工、食材成本上升,承办商若不能通过加价维持利润,便只能通过缩减份量或简化菜式来消化压力——而后两者往往比明码加价更难被学生察觉,也更难被写成一篇「加价事件」的报道。

加价与份量:一个几乎必然存在、却难以坐实的日常话题

香港各大学的学生论坛与社交群组里,「饭堂又加价」几乎是每学年都会出现的话题;理大学生间流传的类似讨论,合理推断同样存在——排队、份量、加价、外带盒收费,是几乎每一所设有外判饭堂的院校都会遇到的学生不满来源。但截至本轮检索,未见任何一篇具名可核的新闻报道、学生媒体调查或校方公告,专门记录理大某个饭堂点位具体的加价时间、幅度与学生反应。按本站的可信度标准,这类「合理推断存在,但缺乏具体可核记录」的话题,不适宜写成事实陈述,只能如实说明:此处是理大饭堂外判史上最容易补证、也最值得学生媒体或校友持续记录的一块空白。

相关阅读

来源 · 自行复核